“养老传播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对我国老年群体与数字世界互动图景的长期观察：一方面，数以亿计的老年人正被“数字鸿沟”困住；另一方面，熟练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又容易落入虚假信息陷阱，困在“信息茧房”之中。这些现象都表明，老年群体的信息传播问题早已不是单一学科可以覆盖解决的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养老传播学”的内涵作出了新的界定：“养老传播学”是以老龄社会为研究场域，立足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学、老年学、康养产业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老年群体信息生产、传播、接收、反馈全流程，以及养老政策、养老产业、老年文化、老龄社会舆论的传播规律与实践范式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这一界定包含两个基本判断：其一，“养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并非抽象意义上的“老年人”，而是“老龄社会”这一特定场域内的各类传播现象；其二，“养老传播学”的研究视野覆盖了从微观个体行为到宏观社会结构的完整范围。

一、“养老传播学”的定位与边界

明确“养老传播学”的概念边界，需要辨析它与老年传播、老龄化传播、健康传播的根本区别，厘清学界现有相近研究的层级与差异。老年传播主要研究“老年人如何与他人沟通，以及一般人如何与老年人互动”，其研究出发点是“老年群体”这一人口学范畴；老龄化传播则将研究重心从“老年”转向“老龄化”，把“老龄化”视为一种宏观基础结构和持续动态过程；健康传播的核心是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接受的健康知识。三者虽与养老传播学存在研究交叉，但概念核心和定位各有侧重、研究落脚点截然不同。“养老传播学”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它以“养老”为核心指向，研究围绕养老议题展开的全部传播活动，而非泛化的老年沟通或老龄化认知；第二，它天然具有多学科交叉属性，需要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学、老年学、康养学等共同参与研究；第三，它同时承担着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的使命，既关注传播规律的总结，也关注如何通过传播手段改善老年群体的信息处境。

二、“养老传播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养老传播学”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时代必然性。从人口结构来看，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亿，占总人口的23%，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据预测，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从2026年的3.2亿增长到2030年的3.9亿，老龄化水平将从22.8%提升至27.7%，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预计到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从媒介环境来看，我国正处于数字化与老龄化“双重加速”的进程中：一方面，老年人网民规模已达1.6亿；另一方面，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占我国非网民总体的52.1%。这种“触网易、用网难”的现实困境，催生了对系统性解决方案的迫切需求。从政策导向与产业发展来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求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与此同时，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已接近10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攀升至30万亿元，养老金融、智慧康养、老年教育等新兴业态的崛起，对养老信息的精准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养老传播学”的发展趋势

基于上述时代背景与学科定位分析，“养老传播学”未来将贴合老龄社会发展需求，在以下方向持续深化、迭代发展。一是理论研究从分散走向体系化。长期以来，针对老龄传播的研究零散、碎片化，缺乏专属学科框架，“养老传播学”概念的提出，有望整合碎片化的现有研究成果，构建起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从“老年传播”到“老龄化传播”再到“养老传播学”，体现的正是研究范式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演进路径。二是研究方法从“科学主义”转向“人文主义”。有学者指出，老龄化传播研究需要践行“重听老人言”的理念，推动研究从科学主义转向人文主义，深入老年群体的生活田野开展调研。“养老传播学”同样需要走出实验室，跳出问卷调研的局限，在倾听老年人生命故事的过程中，理解“养老”在中国人日常传播实践中承载的文化意涵与情感价值。三是学术价值从单一走向交叉融合。“养老传播学”的独特价值，在于打破了“养老是民生服务、传播是媒介技术”的割裂认知。未来的学术研究需要推动新闻传播学与公共管理学、老年学、康养学开展深度对话，形成成熟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与跨领域人才培养体系。四是实践应用从理论走向产业落地。随着我国银发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养老信息的精准生产与有效传播将成为康养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养老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应当服务于养老政策传播、老年文化传播、养老产业品牌传播等多元实践场景，实现学术研究赋能社会治理与产业发展。

“养老传播学”的提出，既是对老龄化时代学术研究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传统传播学学科边界的有效拓展与创新延伸。这一新兴交叉研究领域的探索与发展，不仅直接关乎亿万老年群体的信息福祉与数字权益，更是推进老龄治理现代化、构建全民友好的数字包容社会的重要一步。

作者单位：山东政法学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