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之力，迷雾中的永恒灯塔

　　20世纪80年代，在云南大山深处的一所乡村小学里，一个瘦小的身影背着竹篓，赶着几头猪在山坡上徘徊，那就是我，一个因不会求“阴影面积”而数学考砸、自作主张退学的五年级学生。面对父亲的竹条和怒吼，我虽被“赶回”教室，心却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荡在课本之外。

　　命运的转折始于六年级。那年，我没有考上初中，也是那年，大河完小五年制改为六年制。班主任李文俊老师的第一堂课，竟点名让我当学习委员——班里全是落榜生，我的成绩排在班级最前面，我竟成了班里的“佼佼者”。那个瞬间点燃了我蜷缩的自尊。晨读时，我站在讲台前领读的声音格外洪亮；夜晚，煤油灯下反复演算数学题的身影，成了土墙上一幅倔强的剪影。毕业时，我的名字赫然列在红榜首位。

　　原来，被信任的力量，足以让荒芜的心田开出花来。

　　初中的油印试卷像一片片雪花，压得人喘不过气。英语单词与物理公式交织成密网，困住了一群山里娃。学校中考曾经被“剃光头”的传闻，让教室里的叹息声比读书声更响。直到某个午后，班主任宣布：“期末前三名奖励五块钱！”——在五分钱能买颗水果糖的年代，这无异于一座金矿。

　　我蜷缩在家里的小木楼里复习，月光从瓦缝漏进来，照着张海迪的故事：高位截瘫的姑娘，用收音机自学三门外语。书页上的泪痕未干，期末考卷上已写满密密麻麻的答案。当“陈德荣，鼓励奖五元”响起时，我攥着皱巴巴的纸币冲进供销社。两块钱的水果糖甜得发腻，却让我尝到了比糖更珍贵的滋味：原来拼命踮脚，真的能摸到星光。

　　初三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的数学考了全班第一。1994年盛夏，我背上行李走进临沧农校，成为大河中学三名中专生之一。离乡的班车上，我穿着唯一能穿出门的蓝色长裤，裤角边还沾着早上打猪草时沾上的泥星子。

　　中专毕业，我被分配到大寺乡林业站工作。当同事们为写总结抓耳挠腮时，一场乌龙悄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某日，宣传干事举着《临沧报》冲进办公室：“陈德荣，你的文章见报了！”报纸上是篇林业报道，作者却是县局同名同姓的老同志。

　　那晚，煤油灯在窗台上摇曳。我翻出泛黄的作文本，把《临沧报》上的文章剪下来贴在墙上。方格信笺成了新战场，一篇《大寺乡完成造林任务》改了七稿，寄出时信封角都被磨出了毛边。三周后，当油墨香从邮局飘来时，我知道自己打赢了人生最特别的“战役”。

　　此后十年，从乡镇林业站到市局办公室，从“通讯员”到“特约记者”，上千篇稿件在各级报刊落地生根。2007年《临沧日报》创办二十周年表彰会上，我站在领奖台上，手里“优秀通讯员”证书的重量，竟比当年那包水果糖更沉甸甸。

　　为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水平，除了写作新闻作品外，我还向“文学高地”进军，通过积极创作，散文及微型小说作品发表《中国文学》（香港）、《中国铁路文艺》等期刊上， 作品被《微型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绝妙小小说》等刊物转载，作品还入选《中国美文二十一世纪十年精选》等选本，出版个人专籍《苦荞花》，并加入中国散文家协会、临沧作家协会，被市科联聘为社科专家。

　　2024年秋，迈着轻松的脚步走进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考场，周围年轻考生惊诧的目光，让我想起三十年前那个赶猪少年。客观题放榜那夜，查询页面的蓝光映着鬓角白发，鼠标点击声如战鼓擂动——我竟然通过了客观题考试，那时，我忽然想起张海迪书里的话：“轮椅困住我的身体，却困不住我丈量世界的脚步。”如今，我摸着法律条文里密密麻麻的注释，仿佛又看见六年级教室里，李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下的那个圆——人生如圆，信心是永不偏移的圆心。

　　从放猪山坡到法考教室，从方格信笺到获奖证书，信心的年轮在岁月里悄然生长。她教会我：被点燃的信任，能让最卑微的种子冲破岩层；五块钱的甜，藏着改写命运的密码；

　　同名乌龙，原是命运递来的笔杆；五十岁的考场，证明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

　　正如里尔克所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当我在案头写下这些文字时，窗外的攀枝花正开出火红的花朵。那些曾被数学题难哭的夜、为稿费雀跃的晨、翻法条至天明的时光，都化作年轮里最坚硬的木质层。

　　信心的力量，从来不是瞬间绽放的烟火，而是用岁月打磨出的、永不停歇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