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看到“尊师重教”的标语，都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文革时期的一段往事……
　　那是1973年年初，当时，检察机关尚未恢复，逮捕人犯由公安负责审查，再报上级党委审批。
　　那是一个寒冷的2月，某县公安局报来一起定性为反革命的案件，并提请批准逮捕人犯S。S是该县某中学教师，来自省城，毕业于省某师范学院，大学本科学历，逮捕的主要证据是S书写了一本名曰“乱弹”的硬壳笔记本和春节时在其宿舍门上书写的一幅对联。认定他含沙射影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犯有反革命罪，故此报上级批捕，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地区公安局接到县里的报告后，把此案件交给我去办。接案后，我认真仔细地审查了被定为反革命言论的硬壳笔记本，笔记本封面写着“乱弹”二字，扉页写有“东一句、西一句，不成文章，乱作一团，曰‘乱弹’。”笔记本里所写的内容确实是东一句、西一句，不成文章，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要吃面条吗？去吃猪食吧。”“伸手不见五指，有多么黑暗”“人能活一万岁吗？”“皇帝才让百姓呼他万岁，共产党也争当皇帝呼万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何须发粮票”“人定胜天？无洪无旱，天晴、下雨能由当官的决定吗？”“他是工人应该原谅，教师就该受辱？”“知识分子等于资产阶级”“臭老九等于地富反坏右”“知识越多越反动，无知才算最革命”等等。春节写的对联是“望崦山匆迫，恐鹈鹕先鸣”，横批为“楚河风雨”。虽然只是东一句、西一句，毫无章法，但可以从中看出他对现实不满的情绪。
　　看了这些东一句、西一句的言论，我思绪万千，在我看来，这些充其量只是思想认识问题，怎么就构成了反革命呢？但在大批判的文革时期，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信奉“斗争哲学”，揭露批斗“反动思想”是领导抓阶级斗争的政治表现，S的“乱弹”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接下来，我与地区文教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一起到某县调查，我们到了县某中学找到了S老师，并和他进行了深入交谈，了解他写“乱弹”的动机和目的。交谈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S老师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将面临牢狱之灾。S老师侃侃而谈，他说：“我原来爱好写日记，后来不写了，有时遇到不顺心的事，偶尔也会在笔记本上写上一两句话——发泄发泄。”接着他讲了一件让他十分伤心的事，“有一天上午，我在上第二节课时，突然感到胃疼，我坚持把课上完，课间休息时回到宿舍服了二片胃药，但胃部仍然还是不舒服。上完第三节课后，我到学校食堂跟炊事员小王说：我不想吃饭，请他给我煮一碗面条。小王问：真的想吃面条？我回答：想吃的。然后小王用手指着一盆东西说：想吃就去吃那盆吧！我一看小王说的那盆里装的是猪食。顿时，一团怒火在胸中燃烧，我气愤极了，我告诉他：你不煮也就罢了，怎么随便侮辱人呢？我的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于是我去找校长诉说此事，校长没说什么，只是淡淡一笑。由于太气愤了，中午我离开学校步行90里路到了县城，第二天一早我到县革委会找到主管文教的领导，诉说了此事，希望讨个公道。但那位领导听完我的诉说后说：炊事员的话是不对，但他是个工人，应该原谅他。走了90里路想讨个说法的我，最后得到的说法就是‘应该原谅他’。无奈之下，我只好又步行90里路返回学校。因为身体确实不行，我请了两天病假，第三天便拖着病体去上课。”
　　“你生病了，为什么不多休息几天呢？”我关切地问他。“我要是再休息，只怕有人又会说我罢课，那岂不是有口难辩？”他无奈地说。
　　“春节是喜庆的日子，你为什么写那悲情的对联呢？”我又问道。
　　“聊以自慰吧！担心有人害我，所以写的是屈原的诗。屈原是在悲愤之下写的《离骚》，后投江的，崦山是西方太阳落下之山，是鬼山，鹈鹕是一种不吉利的鸟，鹈鹕鸣叫指有祸降临。我不过是借用而已。当今社会有些人想怎么作贱教师都可以，这公平吗？”S老师一提到让他吃猪食那件事，就非常气愤。
　　谈话结束了，但我的心情却难以平静，S老师从省城来到边疆任教，把文化知识传播给边疆人民，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还险些锒铛入狱。
　　经调查证实，“乱弹”是S老师在遇到不公正、想不通的事情时，在很气愤的心情下写下的，仅仅是对一时一事，并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非反革命行为。我据实向上级汇报了调查核查情况，同时强调了S老师从省城到边疆教书育人的可贵精神。
　　逮捕令终于没有发出，朗朗的读书声仍然回荡在校园的上空，S老师仍然站在讲台上，孜孜不倦地讲授、传播着科学文化知识，履行着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
　　如今的S老师已年逾花甲，享受着天伦之乐，桃李芳香。那本写着“乱弹”的硬壳笔记本早已销毁，在尊师重教的和谐社会氛围下，祝福S老师晚年生活幸福、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