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古老而特殊的职业，担负着人类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重任，是人类科学文化知识与精神文明的主要传播者。韩愈《师说》对教师职业曾作了精确的概括：“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感也。”由于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兴衰荣辱也不同。
　　古籍记载，尧、舜、禹时已有教育机构，名叫“成均”，这是最早的学校，教书者被称为“国老”与“庶老”。
　　西周时，统治者对教育极端重视和高度垄断，形成“学在官府”和“官守学业”的局面，即政教一体、官师合一，培养统治阶级的治国人才。这时的学校分国学和乡学两种，教书者由官僚担任。天子和诸侯每年都要视学，同时举行隆重典礼，以示“尊教重道”。此时的教书者称为“师”，作为最受人尊敬的职业，“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并称，并写在同一牌位供众人朝拜，这就是“天地君亲师”之说。《尚书》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东周时期，王权衰落，礼崩乐坏，王室、诸侯忙于战争，社会动乱，无暇顾及学校，官学衰落，私学兴起。社会变动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教师不再是官吏，而成为较单纯、独立的社会职业，可以随处讲学。私人讲学之风盛行，诸子蜂起，由此形成了我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孔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被人们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几千年来人们最崇敬的人物之一。后来，历史上把老师称为“先生”，一直流传到近代。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在朝廷设五经博士。自此国家政策和文化教育皆以儒术为本。儒学成为统一思想，并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对人民加强思想教化。汉朝在长安设太学，可容万人，由博士任教师。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士人都变成了儒生，“学而优则仕”成了整个封建社会教育的特点。汉代也有私学，那些经师大儒凡得不到从政和任博士机会的，即从事私人讲学。
　　唐代，实行尊孔，提高儒学地位，封孔子为文宣王，各学校设孔子牌位。从此官学祭孔沿袭成习。当时学校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他们既是政府官员，又是教师，教职以官职大小为标准，博士为正五品。唐太宗视察御史府时，在端门看见新考中的进士鱼贯而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后人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不仅培养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忠实奴才，而且使社会人才（包括教师）皓首穷经、心无异志，从而巩固了封建专制制度。
　　宋朝除官办学校外，还兴起书院，还有私学、蒙学，或称乡学、村学，以及私人设立的“私塾”。私学教师的水平相差极为悬殊，教师旨趣也大不同。有的“不屑仕进，耻事权贵”；有的“不与时俯仰”；有的当朝大夫以“传道授业”为儒者要务；更多的则是屡试不第，为养家糊口而“教授乡里”。私学教师的地位一落千丈，由汉代以前的与天地同位、与君亲同尊降至极端低下的地步，以至后来有“九儒十丐”之说。
　　明清时期，统治者在文化思想教育方面实行专制主义政策，大兴“文字狱”，实行八股取仕。对教师在思想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警惕，采取压制、笼络等政策。教师禁若寒蝉、头脑禁锢、思想僵化，真成了“腐儒”。“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儿王。”反映的正是当时教师的地位。清代的李璧瑜，曾经自书一副对联：“伤心夜雨，蕉窗点半盏寒灯，替诸生改之乎者也；回首秋风，桂院剩一枝秃笔，为举家谋柴米油盐。”这副对联生动地描绘出封建社会里像李璧瑜这样的下层教师凄冷清寒的生活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