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的老房子
最近,频频梦到小时住的老房子。想起老房子,一个普通的云南南方小院,两间卧房一间堂屋,主房侧边又附着一间生火做饭的灶房,用木板分割为两层,四周被围墙围住,院脚有个父亲用废弃青砖砌的花台,父亲在花台上种满了果树,有杏子、树番茄、桑葚、葡萄、番石榴。
祖上世代靠农业谋生,自然是黏在土地上的,向泥土讨生活的人不能老是移动,能将我们固定下来的便是房子。房子成了黏在地上的最好例证,黄土墙、木房梁、灰瓦房,就地取材,它从我们赖以生活的土地里长出来,浑身都是土里土气的。
一座房子就是一个家,人间烟火赋予了它人性的温度,这种温度才是家,是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寄托,在这里繁衍生息,“生与斯,长于斯。”像植物在地下生根,根在哪里,心就在那里。
记忆中的老房子就像父亲的后背一样结实厚重,老房子里那些弥漫的烟火已经成了我骨子里的一部分。
春天的第一只燕子来啦,一年就这样在万象更新中启幕。燕子在土房子的房梁上搭窝,父亲撕下废纸箱来接燕子的粪便,有时候我嫌它们太吵太脏,想赶它们走。父亲说不能,燕子是益鸟,是我们家的好朋友,燕子选窝不是随便选的,它会看人,友好的人家才会来。
父亲还说,无论在哪里看到,千万不要伤害它们,不要捅它们的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的话能够影响我生活上的任何决定,由此尊听教诲,从未敢做出对像燕子一样弱于我的动物的过分事情来。
到了立夏,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都跟着最后一阵春风飘向了夏天。立夏这天,父亲会熬煮一锅腊肉鳝鱼汤,汤里放上很多大蒜头,作为晚餐的主菜,香喷喷的。可能父亲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有一年的立夏,在太阳下山前,父亲用一只小桶装满灶灰,让姐姐和我绕着墙根撒上一圈薄薄的灶灰。父亲说这一圈灶灰就像孙悟空去千里之外化缘,用金箍棒给唐僧画的保护圈一样,能够保证我们一年的安全。我和姐姐直到完成任务,都还弄不明白危险将从何而来。在夕阳最后一抹余晖快要从天边消逝的时候,父亲一声“吃饭”,我们便开始享用美味的晚餐,作为进入夏天的仪式。
有些传统的习俗在大人之间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事,在小孩面前却像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不愿意给我们多解释几句。关于撒灶灰的事,我还是忍不住再问父亲。他说,夏天来了,蛇开始频繁活动,我们家挨着田边,撒一圈灶灰可以防止蛇进入家里。而在立夏这天多吃大蒜头,我们上山下田就不会遇到蛇。如此听来,灶灰圈和大蒜简直就有金钟罩铁布衫一般的威力了。20多年过去了,至今都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真的有用,但是,它已成为童年记忆图景中的一个帧了。
秋天,番石榴熟透了。与生俱来的恐高使得我不会爬树,我生怕不经意间就踩断了树枝掉落下来。直到今天,甚至都没有爬上过任何一棵树的树腰。看着小伙伴们爬到树上去摘果子,尽情地吃着完好又美味的果子,我总是只有羡慕的份。只能拿着棍子在树下揣,把果子揣得满目疮痍,或是掉在地下,不摔个粉身碎骨,也是皮开肉绽的。虽然,不会爬树至今仍是一大遗憾,但那些果子确是我永远的回味。
生产和收获都是间接季候性的,吃饭却是终年的事。像我的父辈这样生活在乡村的人,有了泥土就能够自食其力,但也得靠天吃饭,自然会特别关心每件与季节变化有关的事,因为完全得据此来开展农作活动。在农忙时节,很短的时间里,不能提早也不能延迟,丝毫都不能马虎。
我家围墙外面就是成片的稻田,围墙外的打谷声此起彼伏。一个木制的四方形的大海簸,百十来斤重,平时用来储备粮食,收稻谷时用来打谷子。打谷子非常辛苦,太阳的热辣并不会因为人们的辛苦就减弱半分,父亲热得脱掉上衣,本来黝黑的皮肤晒得更黑了,只有肩上两个挑谷子时留下磨蜕皮的挑担痕是白的。
没有机械的年代,打谷子是需要配合密切协作的活计,割的割、打的打、挑的挑、捆的捆,需要有很好的分工。人们七手八脚割完稻谷,使尽力气把稻谷打掉抖落进大海簸,抖落干净的稻草马上被捆成了一把,几把又束成了一扎,不一会儿田里就只剩下一个个扎紧脑袋半摊开的稻草人。干透后的稻草人则挨个从脚开始堆叠起来,极目远望,一个个草堆像是蒙古包,像极了梵高画笔下的《麦田》。
冬天到了,父亲的活也少了一些,轮到母亲大显身手了。冬至节,母亲前一天就了泡好的大米,经过蒸熟、分散、冷却再蒸熟,几番折腾,拿到机器里碾成絮状,再经过道道揉压按滚的工序,便成饵块粑粑了。因为我爱吃饵块粑粑,再怎么麻烦,母亲也不会落下不做的。
空闲时,父亲会给我讲我已听过很多遍的故事,有他上学用功、18岁出去当兵、值得他自豪的事,也有藏在心底的愧疚和遗憾。父亲总是有种“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般的无奈,但他都试图以此来鼓励我学习。长大后才明白,自我完善是一条崎岖的路,任何一种方式都没有尽善尽美的,真诚和坦荡是前提。
时光就这样在老房子里流过。回忆是一种朦胧的过程,是一种本能,在城市生活里,那些物质匮乏、充满泥土气息的日子只能通过回忆来寻找。如今,老房子早已不复存在,一幕幕琐碎零星的片段,拼凑出我在老房子里成长的岁月,一阵阵涌上心头,或是快乐,或是痛苦,都成了印在心底的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