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历史传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征，把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传承历史经验，坚定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的必然选择。

　　从历史的维度上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曾经开创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领先世界的繁荣盛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在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可以看出夏朝已经有了礼。西周在总结夏、商王朝兴衰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的治国思想，还损益殷礼，“制礼作乐”，使礼乐道德成为治理国家的利器。在秦汉时期，汉朝初期吸收了秦朝的法治思想，融入儒家思想，主张礼法并用，即使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期，也是采取外儒内法的治国方针，实行“德主刑辅，礼法合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礼入律、礼法并用的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隋唐时期，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从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到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德法合治，都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等，强调了道德与法律在功能上的互补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走出了一条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从理论的维度来看，“法”是国家守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保障，“德”是塑造社会核心价值的基础条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两种重要手段。法治重在他律，具有强制性、威慑性，德治重在自律，具有教化人心的作用，法治与德治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突出优势，法治对道德发挥着保障作用，德治对法治发挥着支撑的作用，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几千年的治国理论体系中，对法治和德治都进行了深刻论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思想是中国古代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论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德治与法治并举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管仲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推崇法治、主张德政，并提出德法兼治治国主张。《管子·牧民》曰：“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立政》又曰：“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从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提出“隆礼重法”，到汉代董仲舒强调“阳为德，阴为刑”；从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等，都在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重要原则。

　　从文化的维度上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来，形成了以道、儒、法为主线的系统治国理政思想，以道为本，以儒为用，以法为术，系统论述了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被称为“内圣外王”之学。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宇宙的初始状态，宇宙、天地、万物均由“道”所化生，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皆以道家思想为本源。《素书》说：“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德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强调德以道为本。《道德经》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去道了以后，依次才有了德仁义礼的治国思想。失道以后，儒家就诞生了，儒家的核心理念在于以“德仁义礼”复道。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讲“性善论”，荀子讲“性恶论”。失礼而后法，法家出现了，法家站在了守护社会秩序的门口。强调了德治与法治的一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我们要注重研究、挖掘和传承“法治与德治”的历史传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