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地方志工作的关键是服务好社会

刊发时间:2020-08-03 A3版  作者:毕定龙

  地方志工作最大的难点有二:一是从社会上收集资料,完整、翔实、准确的资料是每个方志工作者梦寐以求的,也是目前最难做到的。二是将编纂完成的地方志书推广到社会上,发挥志书的各种服务功能,实现志书作为地方综合文献的价值,这在现今的地方志工作中一般只体现工作的总结和展望中,实际操作中则基本见不到踪迹,所谓读志用志工作都是方志圈内自己人说给自己人听,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提起地方志都是一脸茫然或一头雾水。
  究其根本,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地方志无论怎么推陈出新、变化款式,都不可能有郭敬明、东野圭吾作品的那种受众面,也不可能像百家讲坛那样借助央视的影响力推行学术娱乐化,地方志的本身性质决定了它是属于少数人的兴趣、部分人的工具、大多数人的茶余饭后。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则可以考察地方志的现状是否已满足了这些社会服务功能呢?答案显然是没有,目前除开部分有参与到方志编纂的老同志能够接触到方志机构的地方志书和地情文献外,大多数从事地方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很难利用到这些方志人的心血结晶。而作为工具书,目前则差得更多,志书发行量本来就小,而其中的大部分又是只藏不用,加之方志网络化程度严重不足,使地方志作为工具书的基本载体存在先天缺陷,再努力说推广也只是空谈,或者是徒劳。这两个方面不能满足,那么对于大众而言,地方志就只能是一个传说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延续的修志传统被中断了数十年,而重新启动新方志编修后,又立刻面临集权强力控制社会的结构,社会价值的多元化造成了民众对官修文字的关注度和信任度都下降,地方志不复往昔的权威,只成为政府工作非常边缘的一部分。其次,地方志机构所承载的任务和所拥有的资源权力严重不匹配。所有人都认为地方志工作很轻松、无所事事、看报喝茶,但其实地方志工作不仅文字量繁重,而且权责不清,界限模糊,但凡与地方志有关的工作都靠地方志这个单薄的机构来做,资料收集、编纂整理、出版发行、借阅出售、宣传推广、召集专家、组织会议,以及各种机关必要工作,全靠方志机构的那些人手,所有工作都显得捉襟见肘。再次,地方志工作方法严重老化,不仅不能服务于时代,就连反映时代全貌都难以做到,在服务社会这个功能上,落后于时代数个节拍。
  想改变这种局面,方志人已经到了必须改变思路的时候了。周观四边,创造着30多年里每年两位数经济增长的政府经济综合部门都在不断培养公共管理人才,努力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如果地方志机构还死抱着20年前、乃至200年前的工作方法,如何能够服务社会,又如何能够发挥地方志的原本价值。《二十四史》见证了我们民族伟大的辉煌和不屈的坚韧,但是要让它的精神价值得以在这个时代被广泛传承发扬,不可能再沿用编麻纸草、泥塑活字。所以地方志事业必须以新的思维、新的方式来记述日益复杂的现实情况,使之成为完整反映地方概貌的信史,并要通过各种新媒介新渠道使其成为能被大众所方便获得、易于采信的文化财富。
  地方志书扩大服务范围,增强服务功能的第一步在于创新思路,打破陈规。想要依靠传统的每逢重要节日、纪念日在广场设个点,在宣传栏贴几张海报,或者通过政府文件对各单位下一个关于什么什么的“通知”,这对地方志的社会服务功能没有半点效果,充其量就是写年终总结时候这块不至于一片空白。而要广泛有序组织各个基层社区、乡镇开展地方志活动,这是地方志系统人力财力所不能及的,而且地方志机构里多是文字工作人员,对组织各类活动所需的美工、现场组织、活动策划、服务保障等都知之甚少,勉强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只能事倍功半,将有限的资源效益最小化。所以,在增强地方志社会服务功能中,不妨尝试公共管理中两个重要实践命题——服务外包和项目管理。现今,文化产业通过近十年的培育,在初级产业链上已经颇有些有竞争力的工作室。设想,地方志机构将每年用于社会服务的资金和物资,与活动的场次、范围、规模、受众、目标,联结成一个服务外包的合同,通过招标获得合作伙伴,以他们的市场资源和网络来完成这项工作,无论是在专业性还是在事后问责上都远比机关人员不断的盲人摸象要有效,而地方志人员只需负责合同拟定、招标筛选、过程监控、成果结算,可以节约出大量的人力去从事地方志业务工作,也避免了不熟悉工作所造成的浪费和延误。
  新方志编修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老去的不仅是那一批值得尊敬方志学者,而是整个运作机制的老化,越来越封闭,获取信息和服务社会的功能都随着政府直管领域的萎缩而退化,记载的范围和全社会事业相比已经有重大的缺失,对社会的服务基本等于没有。就算应付过了第二轮志书的编纂,那么第二轮志书又该怎么应用起来,怎么服务社会,怎么样以这个契机来改变大众对方志的认识?这不仅是方志机构的职能,更直接关系到社会对方志的观感,直接关系到第三轮修志的成败。方志这种传承了1300多年的体裁能否继续保有地方权威文献的价值和地位,就要看我们如何让它深入到社会机体的每个角落,只有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让方志完整、翔实、准确,才能让编纂出的文献具有活力,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综上所述,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方志队伍建设。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键在领导,重点是人才。建立一支精干、扎实、稳定、高水平的方志队伍,是完成修志任务和不断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前提。因此,地方志工作部门要切实加强修志工作队伍的建设。
  二是创新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机制就是要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形成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一直以来,市地方志办公室习惯于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志书的审改上,但是自身审改力量不足,审稿人员也非全能选手,往往造成工作非常被动。审稿工作应更多借重承编单位的同志,特别是老领导、老同志,毕竟他们更专业、更了解本单位的历史情况。或者聘请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专家参与进来。尽量把工作的重点前置,在志书的质量和时间上争取主动。
  三是扩大地方志的开发利用。要加大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拓宽服务领域,根据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工作思路,把读志用志工作摆在与修志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强以史鉴今的资政研究,不断探索以史鉴今的路子和办法。组织力量撰写资政报告、编辑出版特色地情丛书、地方简史等。加强与电视、报刊等强势宣传媒体的合作,加强与宣传部门、图书馆等文化单位的合作,拍摄地情专题片、开设地情网站、地情资料馆等。结合工作实际,多设计一些社会和大众关心和欢迎的方志项目,不断推出鼓舞人、教育人、启迪人的地方志成果,使“官书”走近百姓,教化后人,服务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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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地方志工作的关键是服务好社会

刊发时间:2020-08-03 A3版  作者:毕定龙 【字体:大 中 小】

  地方志工作最大的难点有二:一是从社会上收集资料,完整、翔实、准确的资料是每个方志工作者梦寐以求的,也是目前最难做到的。二是将编纂完成的地方志书推广到社会上,发挥志书的各种服务功能,实现志书作为地方综合文献的价值,这在现今的地方志工作中一般只体现工作的总结和展望中,实际操作中则基本见不到踪迹,所谓读志用志工作都是方志圈内自己人说给自己人听,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提起地方志都是一脸茫然或一头雾水。
  究其根本,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地方志无论怎么推陈出新、变化款式,都不可能有郭敬明、东野圭吾作品的那种受众面,也不可能像百家讲坛那样借助央视的影响力推行学术娱乐化,地方志的本身性质决定了它是属于少数人的兴趣、部分人的工具、大多数人的茶余饭后。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则可以考察地方志的现状是否已满足了这些社会服务功能呢?答案显然是没有,目前除开部分有参与到方志编纂的老同志能够接触到方志机构的地方志书和地情文献外,大多数从事地方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很难利用到这些方志人的心血结晶。而作为工具书,目前则差得更多,志书发行量本来就小,而其中的大部分又是只藏不用,加之方志网络化程度严重不足,使地方志作为工具书的基本载体存在先天缺陷,再努力说推广也只是空谈,或者是徒劳。这两个方面不能满足,那么对于大众而言,地方志就只能是一个传说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延续的修志传统被中断了数十年,而重新启动新方志编修后,又立刻面临集权强力控制社会的结构,社会价值的多元化造成了民众对官修文字的关注度和信任度都下降,地方志不复往昔的权威,只成为政府工作非常边缘的一部分。其次,地方志机构所承载的任务和所拥有的资源权力严重不匹配。所有人都认为地方志工作很轻松、无所事事、看报喝茶,但其实地方志工作不仅文字量繁重,而且权责不清,界限模糊,但凡与地方志有关的工作都靠地方志这个单薄的机构来做,资料收集、编纂整理、出版发行、借阅出售、宣传推广、召集专家、组织会议,以及各种机关必要工作,全靠方志机构的那些人手,所有工作都显得捉襟见肘。再次,地方志工作方法严重老化,不仅不能服务于时代,就连反映时代全貌都难以做到,在服务社会这个功能上,落后于时代数个节拍。
  想改变这种局面,方志人已经到了必须改变思路的时候了。周观四边,创造着30多年里每年两位数经济增长的政府经济综合部门都在不断培养公共管理人才,努力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如果地方志机构还死抱着20年前、乃至200年前的工作方法,如何能够服务社会,又如何能够发挥地方志的原本价值。《二十四史》见证了我们民族伟大的辉煌和不屈的坚韧,但是要让它的精神价值得以在这个时代被广泛传承发扬,不可能再沿用编麻纸草、泥塑活字。所以地方志事业必须以新的思维、新的方式来记述日益复杂的现实情况,使之成为完整反映地方概貌的信史,并要通过各种新媒介新渠道使其成为能被大众所方便获得、易于采信的文化财富。
  地方志书扩大服务范围,增强服务功能的第一步在于创新思路,打破陈规。想要依靠传统的每逢重要节日、纪念日在广场设个点,在宣传栏贴几张海报,或者通过政府文件对各单位下一个关于什么什么的“通知”,这对地方志的社会服务功能没有半点效果,充其量就是写年终总结时候这块不至于一片空白。而要广泛有序组织各个基层社区、乡镇开展地方志活动,这是地方志系统人力财力所不能及的,而且地方志机构里多是文字工作人员,对组织各类活动所需的美工、现场组织、活动策划、服务保障等都知之甚少,勉强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只能事倍功半,将有限的资源效益最小化。所以,在增强地方志社会服务功能中,不妨尝试公共管理中两个重要实践命题——服务外包和项目管理。现今,文化产业通过近十年的培育,在初级产业链上已经颇有些有竞争力的工作室。设想,地方志机构将每年用于社会服务的资金和物资,与活动的场次、范围、规模、受众、目标,联结成一个服务外包的合同,通过招标获得合作伙伴,以他们的市场资源和网络来完成这项工作,无论是在专业性还是在事后问责上都远比机关人员不断的盲人摸象要有效,而地方志人员只需负责合同拟定、招标筛选、过程监控、成果结算,可以节约出大量的人力去从事地方志业务工作,也避免了不熟悉工作所造成的浪费和延误。
  新方志编修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老去的不仅是那一批值得尊敬方志学者,而是整个运作机制的老化,越来越封闭,获取信息和服务社会的功能都随着政府直管领域的萎缩而退化,记载的范围和全社会事业相比已经有重大的缺失,对社会的服务基本等于没有。就算应付过了第二轮志书的编纂,那么第二轮志书又该怎么应用起来,怎么服务社会,怎么样以这个契机来改变大众对方志的认识?这不仅是方志机构的职能,更直接关系到社会对方志的观感,直接关系到第三轮修志的成败。方志这种传承了1300多年的体裁能否继续保有地方权威文献的价值和地位,就要看我们如何让它深入到社会机体的每个角落,只有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让方志完整、翔实、准确,才能让编纂出的文献具有活力,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综上所述,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方志队伍建设。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键在领导,重点是人才。建立一支精干、扎实、稳定、高水平的方志队伍,是完成修志任务和不断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前提。因此,地方志工作部门要切实加强修志工作队伍的建设。
  二是创新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机制就是要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形成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一直以来,市地方志办公室习惯于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志书的审改上,但是自身审改力量不足,审稿人员也非全能选手,往往造成工作非常被动。审稿工作应更多借重承编单位的同志,特别是老领导、老同志,毕竟他们更专业、更了解本单位的历史情况。或者聘请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专家参与进来。尽量把工作的重点前置,在志书的质量和时间上争取主动。
  三是扩大地方志的开发利用。要加大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拓宽服务领域,根据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新工作思路,把读志用志工作摆在与修志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强以史鉴今的资政研究,不断探索以史鉴今的路子和办法。组织力量撰写资政报告、编辑出版特色地情丛书、地方简史等。加强与电视、报刊等强势宣传媒体的合作,加强与宣传部门、图书馆等文化单位的合作,拍摄地情专题片、开设地情网站、地情资料馆等。结合工作实际,多设计一些社会和大众关心和欢迎的方志项目,不断推出鼓舞人、教育人、启迪人的地方志成果,使“官书”走近百姓,教化后人,服务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