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黄昏时走进碗窑村，大地上的山峦已淹没了滚圆的太阳。在西边的天空上，还留有一些夕阳离去之后的金色光芒。在很多时空里，我打量过它们的样子，它们美丽、魔幻，而且富有层次感，只不过，它们出现和停留的时间总是很短暂。在路上，我很少遇到行人，偶尔遇到一两个，也只是相互对视、微笑示意，然后，擦肩而过，继续按照各自的轨迹运行，走了几步之后，再回首去看他们，却已消失在小巷之中。
　　碗窑村坐落在临沧机场附近，相互之间距离三四公里左右。碗窑村的周边是腊托布朗族村、大勐准傣族村、勐托大寨傣族村、幕布拉祜族村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在历史上，“碗窑”这个名字的由来与土陶制作息息相关，又因土陶以龙窑烧制粗碗为主而得名。从村庄最初诞生，到发展，到沉浮，再到继续发展，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这期间，有美好圆满，也有苦难艰辛，甚至有战争出现。现如今，碗窑村已经发展到有5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村庄里有80多户人家从事土陶生产，手工生产作坊有100多间，他们活在地理空间不曾变更的勐托坝子，像他们的先辈，日出日落之间劳作，日落日出之间安享人间幸福。
　　沿着时间的隧道，逆流而上。我来到一条修长的龙窑面前，停下了匆匆的脚步。这条龙窑，在碗窑村属于年代最为久远的龙窑之一。据《临沧县志》记载：“乾隆年间，湖南人杨义远、罗万升、邓鸿国等到缅宁（今临翔区）烧制坛罐。”这三人来到缅宁后，开始烧制坛罐，以此谋生。后来，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陶土资源，便在这里迎娶了当地布朗族头人的女儿，安家于此，世代繁衍，世代传承制作土陶。转眼之间，时间就跨出了300多年的步伐，他们作为首创者，早已消逝在风中，但他们的后代，却在此繁衍到了第八、九代。然而，即便时间过了几百年，可是作为一种内在的“遗产”，碗窑的土陶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它的灵魂始终飘荡在生活的气息里。这或许正是三百年来，我们只记住了进入缅宁烧陶者和当下部分烧陶者的真正原因所在。
　　在艺术的求索上，碗窑村近些年涌现出的一些制陶人，他们在为此做着自己的努力，比如邓安康、罗星青、杨追、杨明，再比如双江县城边的申健宇，虽然其人、其地在双江，但和碗窑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制陶者是碗窑人，烧陶者也是碗窑人，陶土也是来自碗窑村。从这些质地出发，也可以把申氏算作是出于碗窑村。这些可以算作是碗窑村的内部突围。在外部介入上，当地引进了一家土陶生产企业，大概的意思是借艺术家的思考力，融景德镇的陶瓷技艺，作用于碗窑村的土陶。这种互取长处的探索方式，或许对出现带有艺术气息的作品是有帮助的。不过，一切尚且开始，最终走到哪里、出现什么结果，我们只能交给时间，时间会回答我们的一切期待。
　　从碗窑最初制陶到现在，已经走过几百年的历史。在这些历史中，是否有一些有价值的线索遗留下来呢？带着这些疑问，2011年8月，考古工作者们对碗窑村一号龙窑窑头的两侧进行了试掘。在挖掘过程中，工作人员开挖了两条探沟，出土了陶器四系罐、双耳罐、花瓶、碗及陶瓷碎片近2000片。同是这一年，在距离碗窑村几公里的博尚镇大芋地清代墓地，在意外中被发掘，清理发现长方形竖穴土葬墓50多座、圆形竖穴火葬墓10余座。出土遗物有陶罐、红陶葫芦瓶、玉壶春瓶、青花瓷器、青花瓷盘、烟斗、漆器等。这两个地点出土的四系罐形制相似，初步推断，大芋地墓地部分出土陶器应为碗窑龙窑烧制，同时也证明了龙窑的建造历史应该为清代。
　　在广阔的勐托坝子上，曾经生活着无数勤劳的人们。他们在历史的时刻里出现，在历史的时段里谋生、求幸福，又在某个历史时刻悄然逝去。他们源源不断地生息繁衍，使得这块土地生生不息、后继有人，他们一代一代地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开垦。今天，这块肥沃的坝子上，人们夏秋时节种植成片的烤烟，冬春时节种植金黄的油菜，在烟叶和菜花簇拥的碗窑村里，继承土陶制作技艺的人们，潜心制陶、烧陶、卖陶。他们生活的篇章，在新的年代里沿着百年延续下来的梦想，向着追求幸福的方向走去。2012年12月20日，碗窑村被国家住建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之一；2013年5月19日，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誉名为“中国碗窑土陶文化之乡”……在新的时空里，土陶制作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带来了新的焦虑和茫然，他们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着美好的人生，但是，要怎样才能绕过那些磕磕绊绊的命运起伏呢？要怎样才能走进逍遥自在、自由快活的幸福时空呢？我想，这不仅是碗窑村人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人生问题，也是全人类需要面对的永恒话题。
　　夜的帷幕缓缓落下，周边的视野逐渐漆黑下来。我一个人走在细长的巷道里，准备以静默的方式告别这个无数次抵达的村庄。我觉得，在面对一个时间里走来的事物时，安静是一种难得的体面。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他们步履蹒跚，身体佝偻，相互搀扶，从我的对面慢慢走来。他们与我相错在一个黑色的时空里，一条瘦长的巷道上，他们去向了寨子的深处。我看着他们的背影，直到他们完全地消失在夜的黑色海洋里，才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