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巨大，所以发展不出完整意义上的法治观念，这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法治观念，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社会秩序观念。显而易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已经发展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经过长期实践验证的社会秩序观念，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形成的治理模型。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阶梯式伦理政治模型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观念。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考察西方历史的起源与发展，会发现受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以地中海文明为代表的欧洲早期文化呈现出鲜明的文明特色——类似细胞复制模式的城邦政治结构，即在不同城邦间复制相同政治模式，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小型共同体。再看中国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多面环山环海的自然地理环境，加之多变的气候，促使中国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同心圆式的社会政治结构，即一个中心、多圈层向外推进。儒家文化中的“家国天下”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地理与历史文化土壤中孕育发展起来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模式。不过，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市场的进程，中国被迫步入现代工业文明阶段。然而，时代变迁中，西方的文明模式已难以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此时，以和平发展为核心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可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其一，个人道德修养是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石。《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段论述清晰阐明了个人道德修养在政治秩序中的奠基作用，强调社会共同体中的每个个体都需注重道德修养，且个人修养不仅关乎自身发展，更承载着家国天下的重任。西方法治思想以惩戒为基础，以经典的社会契约论为例，个人为实现自身利益的长远发展，才愿意让渡部分利益达成共识。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秩序思想植根于个人道德：古代对人道德品格的最高评价是圣人和君子，无关物质效益，唯与个人修养相关；正是在这样的道德秩序之上，才生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责任感。西方文化中，约束行为的基本方式是惩戒，而惩戒属于他律；与之不同，责任感是一种自律。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完整意义上的自律，完全区别于西方那种出于个体利益或特定信仰的他律。因此，社会秩序感首先建立在个人的道德责任感之上。

其二，人与人之间的礼义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维系方式。这种“内圣外王”的秩序模型天然地将所有个体联结为一个整体：在以血缘亲属关系为核心的家庭中，是以血缘为根基、情感为纽带构建的家庭秩序；在整个社会共同体里，则是由家庭关系推演而来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伦理范式。“齐家”既是针对血缘家庭的道德准则，又是面向社会这个共同体意义上“大家庭”的道德要求。中国古代政治始终强调君主以德治国，尤其是儒家文化，格外重视道德在个人、家庭与社会层面的作用——在这套完备的社会秩序运行体系中，每个主体都能明确自身的价值定位，并被赋予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即每个人都需在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坐标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与成就。而且，这种要求并非如西方宗教社会中那种外在约束的他律，而是从个人道德修养中自然生发的内在自觉的自律。在这样的社会模型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不是自然竞争关系，而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与能力基础上的互助合作关系。

其三，天下大同观成为整个政治秩序的最高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不仅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更为准确地说，是一个文化、观念和政治意义上的概念。这种天下观，不仅将自己与自己所在的社会包含在内，还将已知和未知的所有人类、所有文明，甚至自然都划归到自身责任感的覆盖范围。与之相比，西方是典型的细胞型模式，对于人与人、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预设与中华文明有所不同，因而西方文明的扩张过程中总是伴随着非和谐因素。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在历史演进中就构建起了一个没有地理限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即使在不知道天下有多大的情况下，就已经在政治文化理想中将责任感和使命感上升到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还主张顺应天地之道，将自然规律内化为生活准则。与“征服自然”的观念不同，“天人合一”主张人道与天道的协调统一，人的责任在于参赞化育，而非主宰掠夺。由此可见，中国的天下理想，实质上是一个融合社会、文明与自然的道德宇宙秩序。

由于不同地区在地理、环境、文化、历史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世界文明的发展本就不应局限于单一模式。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思想的简单传承与复刻，而是立足中国长期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结合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所形成的中国方案，能够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独特而宝贵的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中共武汉市委党校）